清玄深知稳定宝钞流通秩序、遏制投机行为的紧迫性。
他与赵文等人加班加点，将那五条应对之策整理成了一份详尽缜密的奏章——《为请申明宝钞法度以安流通疏》。
这份奏章，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先去试探扶苏，而是由清玄和赵文联名，通过少府，首接呈递给了丞相李斯。
因为他们知道，要推行如此大范围、触及核心利益的金融改革，没有这位铁腕丞相的全力支持是绝无可能的。
李斯在仔细审阅了这份奏章后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
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宝钞流通中出现的乱象及其潜在的巨大风险。
清玄提出的五条对策，逻辑清晰，环环相扣，确实是稳定局面的良方。
尤其是“建储备，稳币值”和“强监管，严打击”这两条，更是与他法家重典治乱、加强中央控制的思想不谋而合。
而“引活水，促流通”（设立官方钱舍吸收资金投资工程）的建议，也让他看到了解决大型工程资金难题的新希望。
但是，这些措施要推行下去，阻力也同样巨大。
“正名分，扩范围”，强制扩大宝钞流通，必然会引起部分习惯使用铜钱的百姓和小商贩的不满，也会让那些试图通过控制兑换渠道牟利的势力利益受损。
“调结构，抑投机”，增加小面额发行，限制大额流通，更是首接触动了那些大量囤积“万钱”宝钞的权贵门阀的利益！他们囤积的目的之一就是看重大额宝钞的稀缺性和“价值感”，如今要限制，岂能甘心？
“建储备，稳币值”，将盐铁等专营收入部分划拨作为准备金，这等于要从少府和治粟内史的“钱袋子”里掏钱，必然会遭到相关部门官员的抵制。
“强监管，严打击”，授予“宝钞提举司”更大的监察权，更是会让许多平日里习惯了钻空子、搞灰色交易的人感到不安。
至于设立“工程促进钱舍”，吸收私人资金，这更是涉及到了更复杂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问题。
可以说，清玄的这五条对策，几乎将朝廷内外、官场商界、权贵黔首的各种利益关系都牵扯了进来！
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发剧烈的反弹和混乱！
李斯沉吟良久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。
他知道，宝钞这把双刃剑己经出鞘，要么将其牢牢掌控，使其为帝国服务；
要么任其失控，最终反噬自身。
相比之下，清玄的方案虽然激进，却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、将宝钞纳入正轨，并将其潜力最大化的途径。
更何况，加强中央对金融的控制，本就符合他的政治理念。
于是，李斯亲自带着这份奏章，并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（比如更强调法治监管，对违规行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），入宫面见始皇帝。
这一次，始皇帝的反应比上次更加谨慎。
他详细听取了李斯的汇报，又反复询问了宝钞流通中出现的具体问题，以及推行新规可能带来的风险。
清玄也被再次传召入宫，就奏章中的细节，特别是技术层面的保障（如小面额宝钞的防伪、准备金的管理、资金流动的追踪等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保证。
最终，在李斯的力主和清玄的“技术担保”下，始皇帝再次被说服了（或许也是因为他急于看到宝钞能为他的宏伟工程提供支持）。
他批准了这份《申明宝钞法度疏》，并授权李斯全权负责推行，要求各部门务必全力配合，若有阳奉阴违或从中作梗者，严惩不贷！
一场旨在规范宝钞流通、稳定金融秩序的改革风暴，随之在咸阳城乃至关中地区展开。
新的宝钞法度被公布：明确了宝钞的官方支付凭证地位，规定了在特定领域（如大额官方支付、部分税收缴纳、指定商号结算）必须使用或接受宝钞。
小面额宝钞开始发行：“十钱”、“五十钱”的宝钞投入流通，虽然初期数量不多，但极大地方便了日常交易，受到了部分市民和小商贩的欢迎。
大额宝钞登记与限制：对“千钱”、“万钱”宝钞的持有和流通实行更严格的登记制度，禁止私下大宗买卖和高额汇兑，官方兑换也需要说明来源和去向。
准备金制度初步建立：少府开始将部分盐铁收入（比例不高，但具有象征意义）和查没的赵高等人的部分财产，划拨给“宝钞提举司”作为实物准备金（主要是黄金和粮食），并进行公示，以增强宝钞信誉。
监管力度空前加强：“宝钞提举司”增设了监察部门，配合廷尉府，开始严厉查处涉及宝钞的违法行为。
很快，就有几家试图私下倒卖、或者恶意拒收宝钞的商铺被查处，几个试图伪造（虽然技术拙劣）宝钞的团伙被打掉，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。
“工程促进钱舍”挂牌：在李斯的主导和清玄的技术支持（主要是设计了一套初步的账目管理和风险评估方法）下，一个名为“大秦兴业钱舍”的官方机构挂牌成立，开始尝试吸收部分宗室、勋贵和富商的闲置宝钞（承诺给予一定的年终“红利”），用于定向投资驰道修筑等国家重点工程。
这一系列新规的出台和执行，如同用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开始将原本有些失序的宝钞流通体系重新纳入官方的掌控之中。
囤积居奇、投机套利之风受到明显遏制，宝钞的流通效率有所提升，市场信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。
然而，正如李斯所预料的那样，这些触及核心利益的改革，也引发了强烈的暗流反弹。
那些囤积了大额宝钞的权贵门阀，对限制流通和登记制度极为不满，虽然不敢公开反对，但私下里的抱怨和抵制从未停止。
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规避监管，或者将手中的宝钞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转移、洗白。
一些在私下交易和汇兑中牟利的商号和“地下钱庄”，更是视新规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断地散布谣言，制造恐慌，试图破坏宝钞的信誉。
负责盐铁专营和国家府库的官员，对于被强制划拨收入作为准备金也心怀不满，在配合上往往消极怠工。
甚至连“大秦兴业钱舍”的初步运作也遇到了困难，愿意将大笔宝钞投入这个前途未卜的“官方钱庄”的权贵和富商并不多，他们更愿意将财富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
清玄深知，金融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其复杂性和艰巨性，丝毫不亚于技术攻关甚至军事战争。
他现在不仅要面对技术上的挑战，更要应对来自经济层面、政治层面、甚至人性层面的重重阻力。
他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，与赵文、李斯等人一起，研究对策，完善制度，打击违法行为，并利用一切机会，向官员和商贾们宣传“宝钞”的长远利益和“信用”的重要性。
他甚至亲自出面，拜访了几位在关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老牌勋贵和宗室代表，一方面向他们“请教”（给足面子），另一方面也“晓以利害”，软硬兼施地劝说他们支持宝钞新政，并将部分闲置资金投入“兴业钱舍”，做出表率。
这场围绕着“宝钞”的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正在进入最关键的阶段。
清玄和他开创的这场金融变革，能否顶住压力，最终获得成功？咸阳城上空的暗流，似乎……更加汹涌澎湃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