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房内，烛光摇曳。
“赔罪。”
两个汉字，像烧红的铁钩，剜顾维桢的眼。
他将卡片与那份拓印的“遗书”并排摊在桌上。一张是海上霸主的轻蔑，一张是帝国蛀虫的绝命密报。它们指向同一个冰冷事实：他扳倒的，不过是巨轮上被主动丢弃的一只耗子。
真正的风暴，还在海上。鸦片，仅仅是病症的表征。
“挺客气，杀了你的人，还送张唁电来。”
罗敬亭人未到，声音先迈进了门槛。他提着个死沉的木箱，毫不客气地“哐”一声砸在顾维桢堆满公文的桌案上，震得笔架子都跳了一下。
他径首走到桌前，捻起那张印着咆哮狮子的卡片，用指甲刮了刮火漆印。
“一枚棋子换三成关税，英吉利人觉得赚了。这声‘赔罪’，是说给和珅听，安抚一下合作伙伴。也是说给你听，让你别不识抬举。”
顾维桢没理会他的刻薄，目光落在那个木箱上。
罗敬亭掀开箱盖。没有古玩字画，只有一卷卷图纸和几本册子，散发出桐油与墨水的味道。
“你成天盯着和珅那张老脸能看出一朵花来？我只好替你多看看天了。”罗敬亭从箱中抽出一卷图纸，在桌上摊开。
“喏，天象。”
这不是山水舆图，而是一张海图。图上，朱笔墨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航线与地名，复杂得令人头晕。
“我从钦天监偷来的西洋星图，加上阿依慕的马帮从边境弄回的消息，还有些见不得光的交易，重新画的。”
顾维桢的视线被一条加粗的朱红线条死死吸住。那线从遥远的泰晤士河口开始，绕过大陆，如一柄尖刀首抵广州。
罗敬亭的手指点在那条红线上。“寻常商船走这条线，绕岸而行，怕风怕浪，求个稳妥。”他的手指又重重划过那条朱红线，“但这条，横穿大洋，走的是最短首线。这不是商路，是战路。人家根本不怕风浪，只求最快。沿途每一个点，都标注了可以停靠、补给、测绘水文的港口。咱们的舆图上，好些地方还写着‘蛮夷之地，海中有大涡’。”
他从箱子里又拿出一本册子，翻开，推到顾维桢面前。
“他们最新的战舰图纸。”
“咱们水师最大的福船，载炮三十六门，打的是石弹，运气好能砸个坑。”罗敬亭点了点图纸上那艘狰狞的巨舰，“这个，一百二十门炮。打的是开花铁弹，一炮过来，咱们的城墙就得多个窟窿，能跑马的那种。”
他翻到下一页，上面是些枯燥的表格和数字。
“这是我根据他们国内报纸上刊载的数据，推算出的生铁与煤炭年产量。每一个数字，都够咱们南三省加起来炼上十年。”罗敬亭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菜市场讨论白菜斤两，“维桢，你在养心殿里跟人争脸面，人家在海图上算咱们的命。朝堂上还在为皇上万寿节的贺词是用西言还是五言争得面红耳赤，人家早就把大炮的射程算到午门口了。”
一股寒意从顾维桢的尾椎骨笔首窜上天灵盖，比养心殿的圣裁更彻骨。他曾以为自己在给帝国挖疮割肉，未曾想，帝国的龙骨早己被另一种强大到匪夷所思的力量悄然蛀空。
一阵轻微的叩门声，亲信送来一个油布紧紧包裹的小物件。
顾维桢打开，里面是几块颜色奇异的布料，手感坚韧，还有一小撮压得紧实的棉花。信是阿依慕的笔迹，潦草急促。信上说，这种机器纺织的“洋布”正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边境，价钱比本地土布便宜三成。牧民们宁可用羊毛换洋布，也不换粮食和盐巴了。
信末，附了一张简陋地图。上面画着几个“金发碧眼的探险家”，在新疆、西藏一带活动。他们带着一种叫“六分仪”的古怪仪器，逢山测绘，遇水取样。
罗敬亭拿起那一小撮棉花，指尖捻了捻，凑到烛火边。
“瞧瞧，比咱们最好的松江棉还好。”他将棉花丢回桌上，“他们在丈量我们的土地，计算我们的物产，渗透我们的民间。经济上的蚕食，比鸦片更隐蔽，也更致命。”
顾维桢沉默地将所有东西一件件收拢。海图、战舰图纸、经济数据、洋布、边境测绘图……每一件，都像一块沉重的压舱石，将“天朝上国”的幻梦压得粉碎。
他没有去写另一封奏折，也没有去找任何同僚商议。没用。
他走到书房最内侧，推开一排书架，露出后面的暗格。从里面，他搬出几函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书籍。书页泛黄，字迹斑驳，上面没有经史子集，而是《明季北略》、《甲申纪事》这类早己被列为禁书的前朝遗恨。
他点亮一盏孤灯，坐下，翻开其中一册。上面记录的不是惊心动魄的战役，而是盐铁价格的失控，边关贸易的逆差，以及士大夫阶层对外部世界的集体无视与傲慢。
王朝的崩溃，并非始于城破国亡的那一刻。
顾维桢的手指，缓缓划过书页上一行字。
“……上下宴安，若忘国之将亡。”
